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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将新传(刘文忠)

[更新时间]2011-04-03 09:16:51 [字数]7078[作者]古莲雅韵

     民国初年,国民党政府无能腐败,军阀涂炭人民,河曲县的可火山村杨满山的父亲远出口外数年不归,满山用牛车拉着病重的母亲来到黄河畔打听父亲下落。
     他的遭遇引起蒲棒儿母女和红柳的同情,大年时节,杨母在弥留之际,嘱托满山要到口外寻找父亲。在蒲棒儿的撮合下,满山和早年丧父的刘马驹、父母双亡的没人疼结为弟兄,相约一起走西口。
     杨家弟兄,早就要实现自己开渠修坝的梦想,屡遭天灾人祸,九死而不屈,用十多年时间终于修成浩浩荡荡的杨家河,杨家河渠水至今流淌,浇灌着八百里河套千万顷肥沃的土地。  
               一。前期的充分准备
  杨满山领着儿子杨满仓和杨米仓兄弟,光绪末年来后套谋生。
    一开始在河套东部蔡家地落户,给一赵姓地主揽长工,兼做豆腐买卖。以后杨氏兄弟长大成人,搬迁到河套西部磴口四坝地方居住。
    接着老大杨满仓投到五原王同春沙河渠牛犋上劳动,旋即当了渠工头。老二杨米仓投到磴口协成薛姓地商家卖苦力,不久亦当了长工头。
    杨满仓有3个儿子叫茂林、文林和云林,杨米仓有六个儿子,其中比较精干的叫春林,这几个人成为杨家开渠的第二代。
    杨春林有两个儿子叫杨义和杨孝,是为杨家的第三代。正是这三代人,演绎了近代民间开挖杨家河不平凡的历史。
  1906年王同春身陷牢狱,渠工头杨满仓受王家委托承包沙河渠当了经理。承包后,沙河渠的水利管理工作颇有起色。就在这期间,杨满仓暗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五年之后,杨氏继包沙河渠,为创修杨家河做进一步的物资准备。此时杨满仓的大儿子杨茂林也以地商身份到临河承包永济渠事务三年。杨茂林富有才干,做事精细,熟悉水利,注重经济效益,《临河县志》评论他“沐雨栉风,统筹全局,开渠口,浚渠道,通渠梢,灌田日增,被誉为永济渠中兴的水利专家”。
     杨茂林偕其弟杨春林等三人,周游河套考察地情、水利,至乌拉河畔以东的地方着重审度河流水势,打算和其父、叔共同开挖杨家河。他们之所以要在这里开一新渠,是因为其他地方已开挖了渠道,只有这里是一片空白,而且他们的家住在这一带,在家乡搞建设地利人和。
  在协成以北当长工头儿的杨米仓,也在等待时机,跃跃欲试。当时协成至四坝以东的地方都是处女地,遍地野草,一人多高,畜禽粪便盖地一层,土质极为肥沃。
     杨米仓说对掌柜的薛成士说:这里地多好啊,只要能淌水就能耕种,但挖一条渠可不容易啊!杨米仓的掌柜薛成士,听到这里,正中下怀,眼睛一亮,高兴地说:“好,你挂我的名挖渠,我大力支持”。想不到,此次草地对话,为开挖家杨河进行了一次舆论准备。

        二。   创业的悲壮

  杨氏兄弟决定开挖杨家河之后,眼前困难一大堆。首先是开渠技术,方案如何制定,大量工程土方如何完成,灌域内的土地关系如何协调,经费如何筹集等等。
    好在杨满仓、杨茂林父子早有思想准备,加之他们的丰富治水经验,坚定地迈入他们独家挖渠的艰难历程。
  杨家河渠线的确定,杨氏兄弟早于民国四五年前就开始暗中考察和搜集资料,但技术上终觉不足,便请河神王同春前来帮助勘定渠线,并用土办法测量地形。

        王同春又是何许人也?

          说起王同春首先说一说走西口。
    “走西口”,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其高潮出现于明末清初,直到清朝末年,前后经历了大约三百年的历史。
    “走西口”不仅改变了成千上万“口里人”的命运,而且对于改善塞外人口结构,促进塞内外文化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王同春,字浚川,乳名进财,清咸丰年1851年3月10日生,河北邢台石门村人。幼年家贫,五岁患天花,一目失明,外号瞎进财。七岁读私塾六个月。九岁随他族祖父王成远到塞外河套磴口及西山咀等处,习做鞍鞯鞭辔技术营生,与蒙古人相交易。他不喜欢学习鞍辔技术,反愿从事挖渠浇地一类劳动。1863年,他体力渐强,开始受雇为附近居民挖渠,两三年之后,又到临河,为别人挖渠,悉心水利,很有长进。
  十八岁时,在万德源商号正式当渠工,并担任了渠头。此后,在改挖老郭渠时,王同春的意见往往胜人一筹,起了主导作用。
    1881年王同春因学会蒙语便直接与蒙古人打交道,租得三合庙喇嘛地一段,自行垦耕。
  光绪十六年,王同春把原刚目河附近的土地和渠道收买过来,于光绪十八年进一步开挖丰济渠,历经8年完成。他在光绪十七年开挖沙河渠,雇用口内逃来的灾民施工,历时4年完成。义和渠、沙河渠和丰济渠是王同春自己修建的3条干渠。同时,他还和别人投资合作开挖的干渠有2条,刚济渠和新皂火渠。
  另外,王同春参与制定修建方案并指导开挖的干渠5条:
  永济渠;通济渠;长济渠;塔布渠;杨家河渠。
  到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王同春已经拥有干渠5条,支渠270多条,为开渠投资的工银约在1350万两之多,可灌水田7000多顷,熟田27000余顷。
  这些渠道,经过历年的修挖和调整,到民国年间,已经成为河套地区的10大干渠。
     凡是经王同春所开的灌溉渠,进水无不畅通,灌溉自如;凡是他人所开之渠进水不畅者,经他亲临指导或整修,都会畅流无阻。后套地区的黄河水利的强势开发,大大促进了当地农业的蓬勃发展。
    1891年到1902年,晋、察、冀、陕等地遭遇大旱,王同春先后4次共调出粮食95000余石到各省救灾。
  王同春修建大干渠和支渠的长度加起来就超过了4000公里,所动用土方无法计算。
  在当时文化非常闭塞的塞外河套,在没有任何科学仪器设备的情况下,王同春这个只读了几个月私塾的汉子,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总结出来的土办法完成如此浩大而艰巨的水利工程,简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于是,人们给王同春起了个绰号,叫“独眼龙王”。
       
  他白天竖起一根竿来,挂上一个白水斗子,到处插着,他用目测,哪高哪低,水向怎么流。
    晚上他点上七八盏灯笼,人手下的人向四面八方走去,他站在一点往四面八方观测,然后骑上戴着铁链的毛驴,到了一点,钉上木桩作为记号,铁链留下的印迹作为河道。
      平日里一到下雨的时候,越下雨越往外跑,骑上马到处跑,不是瞎跑,他是看水的流向,也叫做“瞅渠,” 用他的一支眼睛在瞅,找坡度找水平,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
  经过多年反复观察,王同春得出一个结论:河套平原的特点是,西南高,东北低。
  选定渠口位置之前,王同春必亲自沿黄河北岸反复观察,每天天不亮就骑马往黄河岸边走,边走边看,哪里高哪里低,哪里适合渠道转弯,哪里能够做闸,这些都在他脑海中不断地徘徊着。
     独特的办法是,他勘测渠路时,不像别人爬在地上,两眼向前平视测量,而是将身体仰卧在平地上,头朝顺水方向,脚向引水方向挺直身体,头部向后观察来确定渠路。
  在施工时,他晚间在准备开渠的线路上插上一排香火,从远处察看香火的高低,来决定所挖渠道的坡度。在由低处向高处引水时间,加大渠道弯道,利用水流三弯自急的原理,使水产生拥推力量向高处流去。
   他所开的八道大渠都是从黄河西南“迎水”,然后向东北流去,弯弯曲曲,一直流向阴山脚下,进入乌加河,继而流入乌梁素海,然后南出西山嘴复入黄河,有进有出,灌排通畅。
  王同春还沿乌拉山南麓动工修建了一条长达400余里的退水渠,能够将灌溉剩余之水直接退入乌梁素海复归黄河,堪称百利而无一害。
         
  但是,作为一个靠兴修水利发家的封建地主,王同春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
  当他的势力逐渐发展壮大时,就招兵买马,经常养有家丁数百乃至上千人,盘剥农工的事情时有发生。
  为了修建水利工程,王同春一生中命运坎坷,先后数次诉讼,坐牢5次,5次坐牢都是因为开渠惹的祸,牢狱生活竟然长达11年之久。
  王同春这个传奇“河神”的悲剧还在于,他无法摆脱生活的年代,尽管势力强大,仍旧受到清政府的盘剥与欺压。
  1903年,清政府搞“移民实边”,强令王同春将所属之农田、灌渠交给清朝政府。迫于无奈,他将数十年所开凿的渠道和所置的田产一并交官。
  1913年,地理学家张相文前往西北地区考察,途中,他看到河套地区竟然有如此完善的水利系统,非常兴奋,坚持要见见王同春。
  张相文听他介绍了50多年来在河套地区治水的种种经历,认为这是中国难得的水利人才。
  于是,在张相文回到北京后,立刻把王同春在河套治水所取得的成就,告诉了当时的中国政府农商部总长张謇,建议让总长张謇速请王同春进京,共同商讨开发西北和治理淮河的计划。
  王同春去北京和张謇总长见面以后,谈自己治水的好多观点,深受张謇总长的欣赏,就把他聘为农商部的水利顾问。当时正是对淮河治理的一个投入时期,当时北洋政府想治理淮河,王同春就参加治淮委员会,
  因为治理淮河的经费是从比利时借来的,来自比利时和美国的水利工程师主张疏浚淮河的关键是要引淮河水进入长江,所以,王同春引淮河水直接入海的方案未被采纳。
 王同春在返回巴彦淖尔的途中受到冯玉祥将军邀请,听他讲述有关开发西部的宏大计划。
  1925年,冯玉祥的部队开进河套地区,修整道路,疏浚水道,开垦荒地。此时已经74岁的王同春协助冯玉祥将军的部队指导督察水利工程的修建。
  1925年6月,王同春因病从黄河水利工地回家休养。
  这个月的28日,一代治水的英雄告别人间。
  在距巴彦淖尔五原城南5公里的地方,正在重修一座寺庙。
  这座寺庙就是当年河套地区的人们为了纪念兴修水利而建造的,寺庙的名字稍微显得有点儿拗口:叫四大股庙。
  据当地人回忆说,这座名字稍显古怪的庙宇是4个修筑黄河灌渠的人共同出资建造的。
 王同春的事迹,被载入《剑桥中华民国史》《清史稿》。
 著名作家冰心访问绥远,曾写有《二老财》一文,在文中,冰心称王同春为:“河套民族英雄”。
  新中国成立的8年后,1957年,巴彦淖尔磴口三盛公黄河水利枢纽工程动工修建,吸收了王同春与河套人治水的丰富经验。这是迄今为止在河套地区修建的最大水利工程,也是亚洲最大的一首制闸坝工程。
  遥远的沧桑岁月,诉说着积淀出厚重精彩的河套文化。那就是,河套人的精神,光照千秋、昭示万代。
 


    开挖土方量约在200万立方米上下,为减少开挖量,决定尽量利用旧天然河道,对生工段落开挖拟采用复式浅槽断面,  留下旱台,以便将来水力冲刷扩大。
    由杨米仓出面,通过薛成士与有关方面协商解决磴口灌域;中东部大部属于杭锦旗户口地和天主教堂的势力范围,由杨春林设法沟通。
     故协议规定:  渠开成后的教堂租地,准退不准夺,淌水后分30%的过水地给教堂做堂口地。后又和杭锦旗官府约定了租地条款:每浇百亩丈青地算账,收银洋24元。
  开渠经费,由负责后勤事务的杨茂林积极运筹。当时杨家早已准备下工程粮糜子一万石,开渠经费不足部分忍痛向各教堂借高利贷,向王同春也借了钱。共得开渠经费银五万两。开渠劳力雇用外地逃来灾民两三千人。
   秋天,终于正式开工了,总指挥是杨满仓兄弟俩,杨茂林现场指挥。杨春林负责对外联络,杨氏兄弟分段施工,全家上阵。
  施工头一两年一切尚称顺利,但第三年经费困难即已显现,不得不再次向当地地主借钱,借物资,以维持工人工资开支。复与各教堂再次商洽高利贷款。最终杨家做出让步,同意杨家河以东的地大部归教堂。
     第四年,想不到地方上竟发生大面积鼠疫,不断死人,人心惶惶,不少耕地荒芜,水费收入无几。此时杨家“工资与债息两亏”,竟至变卖家产、典当家私、“几至破产”,工程也处于半停工状态。工人为逼要工资,常常罢工,成群结队跑到杨家夺饭盆,抢饭碗。
     不几天,即从杨家传出一股风言,说杨春林因给工人开不了工资,被逼上吊自杀死了。据杨云林以后回忆说:其实杨春林并没有死,是要咋唬工人而采取的缓兵之计,不得已而为之采取的“诈死”。
      杨茂林力挽狂澜,向蒙古王爷借了一千多匹马,发放给民工。有了“河南侉侉,来时背个衩衩,回时背个马马,”的佳话。
     采取了提前折半收水费,许偌土地顶工钱等办法。工地上改善工人生活,施工局面暂时稳定下来,这样施工时间延长一倍多、先后用了十年,至民国十六年才算基本完工。
            三。可歌可泣
  杨家河历经十年挖成,是杨氏家族历经艰险,遭遇悲壮的十年。
    民国十一年,因施工不利,杨米仓抱病而亡。
    次年,总指挥杨满仓因工程压力过大,用脑过度,也暴病而卒,终年56岁。
    至民国十五年工程即将竣工之际,实际负责工程总指挥的杨茂林,也“因积劳成疾,忧愁而死”,年仅44岁。
     至民国二十一年,杨春林因“劳顿过度,外债紧逼,遂致一病不起”,英年早逝。
      随后杨家河的事务就继由老三杨文林接管。当然杨家河工程转入经营管理之后,水费收入逐年增加,情况得到了好转。
  回顾杨家为开挖杨家河,在十年之内竟有四位主要成员为之献身,实在可歌可泣,这在民间开发河套灌区史上,也是独一无二极为悲壮的一幕。
      杨氏家族父子相传,前仆后继,不惜付出惨重代价开挖杨家河工程,自然是为了发家致富。可是,杨家河是一公益性的水利工程,它对地方、对社会、对后世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经济效益好。因为它的灌溉面积逐年增加。总有效灌溉面积到5000顷上下。该渠的渠系配套逐步改善之后,发展潜力很大,成为河套西部旱涝保收的一块粮食基地。
  优越的地里位置,引黄条件均比其他干渠好,杨家河挖成之后,无形中在西部干渠组合上起着枢纽和骨干作用,很快兴建了“引杨济黄”工程,弥补了黄济渠水量的不足,同时又促进了西边乌拉河的开挖。
  生态效益远比它的经济效益大得多。开挖杨家河,引进黄河水,绿化了两边土地,就等于有效地在西边沙漠边缘建起一道绿色屏障,保护了河套灌区,其历史功绩应是长远的,巨大的。这一水之功,后人不能忘记。
         四。 杨家河大事记
    1926年秋,冯玉祥下令将杨家河灌域西边的部分土地仍划为杭锦旗所有,其余渠两岸土地一律收归官有放垦,由农户购买耕种,并规定只准杨家购置600顷。
  杨家河仍归杨家私有自管,对整个渠系的经营管理没甚影响。此后杨家为多占有土地,乃实行分家,致使九个杨家第三代变成了一小群封建地主,地商的身份完全消失,对渠道的管理逐渐废驰。
     1939年,改变杨家河的杨家私有权,免去杨泽林,杨米仓的二儿子杨家河的经理职务。
     1940年下半年开始,傅作义即迅速制定修复水利计划,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其中调派军力,对杨家河进行了重点整修,如干渠清淤,修建10多座草闸,竣挖退水渠和在口部修建黄、杨接口工程等。
      1942年,绥远省政府实行新县制,下令将杨家河灌域成立一个新县,杨家河归县水利局管理。
     同年,经傅作义批准,决定将新成立的县以杨家第一代开渠人杨米仓的名字命名,改称“米仓县”,同时委任杨义为县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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